Jiacheng illustrates perils of family squabbles

上海豪门继母与嫡子资产纠纷警示:企业无论上市与否,均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重点:

  • 家族纠纷致使上海一处价值超10亿美元的顶级别墅项目无法销售。
  • 该案揭示了中国企业家通过复杂的境内外股权结构进行资产保护的常用手段。

阳歌

在因家族纷争而令豪宅项目停滞的背后,映射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在创始人步入暮年、财富面临代际传承的关键时刻,可能会步入法律困境的严峻现实。

这场家族财产纷争涉及到的是上海嘉城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纠纷的双方是公司创始人高家仁(英文名Karl Golden)第四任妻子胡兰,与现年54岁的高家仁嫡子达伟(David Golden)。

这场家族纠纷牵涉到中国内地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两地的法院,后者是许多中国企业家成立控股公司的首选地。曾几何时,中国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成就了诸多知名企业家的崛起。但随着市场在近年陷入艰难,许多企业如今身处破产边缘,这一趋势又为故事再度平添了几分波折。

尽管这起纠纷主要波及的是家族内部成员,但此案也为投资者提供了警示,有类似纠纷的其他企业可能会给小股东带来潜在风险。虽然不少家族企业声称自己拥有现代化且专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但实际上,它们通常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主导,这些家族或个人通常掌握着绝对投票权,只手决定所有重要的企业决策。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构下,一旦发生内部纠纷,小股东往往会沦为“人质”并无处伸张诉求。

在该案中,成为“人质”的并非小股东,而是位于上海西郊的顶级别墅群“上海紫园”项目。该项目拥有超过200栋别墅,在十数年前完工时一度成为中国最昂贵的住宅。然而,目前园内仅有68套别墅已售,其余的因中国内地法院裁定而被冻结,目前仍待争议解决,而这一过程可能还要花费数年。

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近两年已处在下行阶段,近期,该项目仍有一套430平方米别墅以4,300万元人民币(约合590万美元)的价格挂牌,这意味着未售出的别墅总价值可能超过10亿美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高家仁便是其中的一员。他通过早期创业实现财富积累,其中不乏在新加坡开展的业务,随后他与其嫡子达伟共同涉足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房地产市场,并于2001年成立了嘉城兆业公司。2024年11月,随着上海地方法院在历经四年审理后作出的一项判决,这个故事出现重大转折。

高家仁父子效仿许多中国企业家,为其持有的上海实体公司设立了一个控股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嘉城置业有限公司(Best Land Investments Ltd.)。2008年,他们在其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股权结构,即另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新达国际有限公司(Sundale International Ltd.)。自此,新达公司全资持有嘉城置业及其中国子公司嘉城兆业。

在中国企业中,这种复杂的股权架构颇为常见,它往往被用作一道法律防线,旨在阻挡任何试图冻结或深入探查这些资产的行为。

代际传承

在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构建好层级架构之后,高家仁于2008年将嘉城兆业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交给了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独子达伟。同年,高氏家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新达国际有限公司,由高家仁的再婚妻子、达伟的继母胡兰担任唯一股东。

2012年,高家仁身患重病,家族在2013年1月将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达伟,使其成为嘉城置业的唯一董事,以及新达国际的唯一董事和股东,即达伟拥有嘉城兆业的全部控制权,当时该公司的标志性项目——上海紫园正接近完工。

然而,高家的家庭关系在2010年代后期开始恶化。2020年2月,胡兰向英属维尔京群岛所属的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声称新达国际的股权是通过一份信托协议由其继子达伟代为持有,并要求达伟归还公司的全部股权。

2021年3月,在东加勒比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前,胡兰又在上海提起相同诉讼,再次声称新达国际的股权是达伟为其代持。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地方法院并无权审理境外公司股权案,其判决也并不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执行。

除此之外,高家仁于2020年底在上海提起诉讼,向嘉城兆业公司索要44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1亿元借款本金和33亿元利息(年利率高达24%)。这一诉讼是导致法院冻结紫园别墅销售的主要原因。

2021年7月,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率先作出判决,裁定达伟胜诉并认定胡兰一方存在篡改和伪造文件的行为,确认达伟是新达国际的合法所有者。值得注意的是,该判决还披露了胡兰和高家仁承认曾伪造贷款协议中的利率,并故意在后期将其嵌入贷款协议的行为。这份伪造文件成为高家仁向嘉城兆业公司索要44亿元“欠款“的依据。

然而,2024年11月,尽管并无司法管辖权,上海地方法院裁定胡兰在其针对新达国际所有权的诉讼案中胜诉。事实上,该诉讼违反了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的禁诉令,即禁止纠纷中任何一方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就同一事项发起或继续法律诉讼。对此,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宣布胡兰藐视法庭,并判处其监禁。然而,只要其不踏足英属维京群岛领土,该监禁令无法执行。

目前,达伟已对上海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这意味着该案远未画上句号。另一桩涉及11亿元贷款的诉讼也尚未解决,上海紫园的未售别墅仍持续被法院冻结。

这场法律纠纷在中国业界引起关注,不仅因为它牵涉到上海罕见的豪华住宅项目,更因为它揭示了家族企业内部权力斗争的错综复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出现了与家族相关的董事会、管理层和股东纠纷,导致企业运营和声誉受到损害。近期案例包括杉杉股份(600884.SH)和新城控股(601155.SH)。香港上市公司新鸿基地产(HK.0016)也曾经历长达数年的家族纠纷。

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这些与家族相关的企业治理问题,往往在法律诉讼开始前,都隐藏在幕后不为人知。此案件深刻地揭示出,投资者在审视一家公司时,不仅要深入洞察公司本身的运营状况,更要全面理解其大股东家族的内部动态与变迁。在当前众多中国家族企业步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此案件为投资者所带来的启示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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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简讯:宜明昂科折让13%配股筹3.5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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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OY能否撼动泡泡玛特的王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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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微创机器人销售强劲 今年股价爆升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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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de food

上菜太快也有错? 预制菜的中国式矛盾

预制菜让餐饮变快,也让信任变薄。从太二到西贝,工业化的餐桌革命能否被以美食自豪的中国食客吞下?    李世达 如今在中国吃饭,一道菜上桌太快,总会有人怀疑它是“预制菜”。 不少知名餐饮集团正面对预制菜的批评。西北菜餐厅西贝莜面村近日被揭发使用中央厨房制作的半成品,引发全网围攻。餐饮行业的标准化神话顿时变成信任危机。中国人对预制菜的反感几乎是条件反射,标准化、工业化的集体制造,是对中国美食文化的侮辱。 但有趣的是,官方风向却完全相反。自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以来,预制菜被定义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带动冷链物流与乡村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广东更在2025年1月起实施《粤菜预制菜包装标识通用要求》,要求产品标示制作方式与加热说明,并规划多个产业园。对政府而言,这是供应链升级的缩影——从田间到餐桌,预制菜能缩短流程、稳定品质、减少浪费,还能创造新的就业与出口机会。 只是,政策的推广似乎不对民众的胃口。 当效率尝起来像背叛 同样引起争议的还有红极一时的太二酸菜鱼,有消费者质疑,太二七分钟能上三道菜,认为是使用预制的鱼片与汤底,而非“活鱼现杀”。 太二的母公司九毛九(9922.HK),今年上半年营收下滑10%,净利减少16%,翻台率降至2.2次/天。其中太二直营店同店销售额同比下降19%。公司股价自年初以来已跌去40%。九毛九与西贝都否认使用“预制菜”——太二强调鱼每日配送、店内腌制;西贝则辩称中央厨房只是“前置加工”。 这正是行业的微妙灰色地带:在官方定义里,经过工业化烹调、包装、加热即食的才是“预制菜”;但在消费者眼中,只要不是“厨师现炒”,就是预制菜。这种认知落差,使标准化变成冒犯。 根据Wind数据与新浪报导,A股市场上31家公司被归类为预制菜概念股,其中约60%的公司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业绩下滑。2024年,有22家公司的归母净利同比为降。而被称作“预制菜第一股”味知香(605089.SH),其股价已从高点回落约73%。 那么为何中国仍坚持推动这项争议性产业,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随着餐饮人力成本上升、城镇化推进与食安要求日趋严格,预制菜能提升效率、强化追溯、稳定供应。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现代食品工业”的一部分——像新能源车或智慧制造一样,是生产力的升级。但问题在于:中国餐饮文化的核心是“现炒现卖”的烟火气。当国家层面公开宣传“预制菜上桌”,对普通食客而言,就像在告诉他:你吃的那碗面,可能是中央厨房加热出来的。这种“去现场化”的推广,反而刺激了心理防线。 中国消费者并非一概排斥预制菜。许多人对麦当劳、肯德基等速食连锁店的操作欣然接受,因为那种工业化效率本就是品牌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值得称道的特点。但若是一家自诩为“中国美食传承”的餐厅,便会被视为对文化的背离。 这正是预制菜最微妙的矛盾,它是中国餐饮现代化的趋势,却也是中国消费文化最难跨越的情感边界。如果有一天,企业能让消费者在品尝时忘记“预制”两个字,那一天,预制菜或许才真正被“吃进”中国人的心里。 李世达,咏竹坊编辑。他的联络方式:shihtalee@thebambooworks.com 欲订阅咏竹坊每周免费通讯,请点击这里